论徽州文化在江南文化圈中的地位与作用

张俊杰[1]

摘  要：徽州文化作为中国三大显学之一，在历史的进程中借助徽商的繁荣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，对江南文化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，徽州文化的厚重则使江南文化圈更加享有盛誉。并在新时代通过江南文化圈为长三角的繁荣发展作出新贡献。

关键词：徽州文化、徽商、江南、文化圈

黄山市原为徽州地区，地处安徽最南部，东接浙江，是一块高地，水向四边流，阊江经鄱阳湖入长江，发源于休宁县六股尖的新安江进入浙江入海。新安江中游称富春江，下游称钱塘江。秦时置黟县歙县，土著称山越，地广人稀。北方战乱，世家大族乃举族南迁，据史料，主要有三次人口迁徙高潮。第一次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永嘉之乱，衣冠南渡来到徽州，第二次是安史之乱，世家大族南迁，第三次是靖康之乱，南宋迁都临安。这三次人口大迁徙，改变了徽州人口构成。世家大族在这儿聚族而居，带来了中原先进文化，同化了土著山越人，融合成为徽州人①。本文将从读书入仕、经商创业、辐射江南三个维度，分析徽州文化在江南文化圈中的地位与作用。

一、徽州文化的三个维度

（一）读书入仕

自宋以来徽州入仕者众多。隋大业元年（605年）开科取士至清末废科举，徽州文科状元29人（其中寄籍6人）、武科状元3人，连同状元在内文武科进士2297人，其中文科2095人、武科202人。按朝代划分，宋以后增加数量很大——明清两朝进士占徽州进士总数一半以上，达1137人，故明清以降，徽州以“商成帮、学成派”著称于世，且为学界共识。在徽州至今流传着许多科举传奇：“连科三殿撰”、“十里四翰林”、“一门八进士”、“一村三翰林”等等。

（二）经商创业

徽商崛起创造出徽州文化。学界认为，研究徽州文化必须从研究徽商开始。徽州地狭人稠，宋元以来营商者渐多，茶盐木典为四个大类，盐业最为突出。

明初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实行盐业开中法，徽州人尝试盐业经营。明弘治五年（1492年）开中法改折色法，这是一个重要转折点，当时两淮盐业中心在扬州，而扬州与徽州同属南直隶，徽人得地利之便发展迅速。

明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年）推行纲册制，徽商入册占绝对优势，独享两淮盐业的特权。明亡清兴，但盐业政策“清延明制”，《清史稿·食货志·盐法》言：“清之盐法，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”，故清代两淮盐利犹高，以致“全国金融几可操纵”。清代扬州盐商有八大总商，徽州人就常占其四。乾隆时徽人汪应庚、汪廷璋、江春、鲍志道等，都是煊赫一时的两淮总商。

徽商财富雄厚，明谢肇淛《五杂俎》“富室之称雄者，江南则推新安，江北则推山右。新安大贾，鱼盐为业，藏镪（银子）有至百万者。”清人李澄说：乾隆时，在扬州业盐的陕西徽歙富商有一百数十家，资本总额在七八千万两。有清一代，财力最充沛的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年），国库存银7000万两，尚不及淮商资本之多。据《国朝轶事纪闻》载，乾隆南巡时惊叹：“富哉，商乎，朕不及也！”②

（三）辐射江南

徽商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。徽商财富十分之一回到徽州本土，办书院、建宗祠、修桥修路，其遗存大多留存至今。徽商财富的十分之九，并没有回流家乡，而是用于所在地城乡建设，所谓“无徽不成镇”，徽商为长三角城市发展与乡村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，也助力了江南文化在明清之际达到巅峰。清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记载：徽州在扬州经商的就有马、鲍、郑、巴、江、黄、吴、徐、程九个家族，81人，且都是著名商人，如徽州人鲍志道（1743—1801）担任两淮总商20年。史载其“虽巨富，但生活勤俭，重礼好义，为世人称道。在扬州铺设康山以西……砖石路面；建12门义学……；在北京建扬州会馆”③。其时的徽州人，“十三在邑，十七在天下”④，故民国时期新修《绩溪县志》，胡适提出建议：“新志应列‘大绩溪’一门，由各都画出路线，可看各都移殖的方向，及其经营的种类，如金华、兰溪为一路，孝丰、湖州为一路，杭州为一路，上海为一路，自绩溪至长江为一路。”（《胡适家书》）

江南人才辈出，徽州名人更盛，这些名人的事业基本不在徽州本土，而是在长三角乃至全国，对江南文化建设有着重要贡献。有一个数据：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共收入清以前历代名人四万多人，收入徽州名人747人。《中医大辞典》收入安徽籍名医118人，徽州名医84人，占全省71%。

近代以来，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张静江、著名画家黄宾虹、人民教育家陶行知、音乐家张曙、倡导新文化运动的胡适等等，都是徽州人，他们无不具有全国的影响力。近人梁启超在《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》一文（1924年第一期《清华学报》）中说：“何故一代学风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？”

前述徽州出了29名文科状元，包括了本籍23人、寄籍6人。所谓“寄籍”，指的是原籍徽州迁居外地。状元之外，更多的徽州学子散布在长三角区域，如扬州八怪中有两位徽州人，歙县富溪的汪士慎（1686—1759）、歙县呈坎的罗聘（1733—1799），他们成为当地文化界的骄傲，也成为沟通原籍地与寄籍地的桥梁⑤。苏州观前街有原籍徽州的状元潘世恩故居，潘世恩，乾隆五十八年状元，其祖籍为徽州歙县大阜人，现在大阜村的潘氏宗祠，规模宏大、规制很高，几年前列为国保单位。潘世恩的后代，回乡扫墓、维修祠堂、资助老幼、行善乡里，一直延续下来。徽州大阜的潘氏宗祠与苏州观前街的潘世恩故居，无形中便有了一种历史文化的沟通和血浓于水的血脉联系。

二、江南与江南文化概念

江南，地理意义上的江南范围很广，指的是宜昌以下的长江以南，其区域为长江与南岭之间的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长三角三省一市及福建北部等地，我们也称之为广义的江南，古代使用较多，如杜甫的《江南逢李龟年》，是写在长沙的事。广义的江南概念有些延续至今，如江南三大名楼：黄鹤楼在湖北武汉，岳阳楼在湖南岳阳、滕王阁在江西南昌。我们这里说的江南，则主要指文化（行政）意义上的江南，姑且称之为文化江南，文化江南可以有三个概念之区分——大概念、中概念、小概念。

（一）大概念的文化江南缘自于行政概念

明王朝1368年建都南京，改徽州府隶属于中书省，半个世纪后的永乐十九年（1421年）朱棣迁都北京，徽州府直属南直隶。明代最为独特的是实行两都制，南京为陪都，始终保存六部建制，南直隶辖徽州、南京、淮安、扬州、苏州、松江、常州、镇江、庐州、安庆、池州等14个府，这个区域经济繁荣，赋税居全国之冠，且崇文重教、文化昌盛，全国半数以上官员皆出自江南贡院。清顺治二年（1645年）改南直隶为江南省，辖区范围不变。清康熙六年（1667年）将江南省一为为二：取江宁、苏州两府首字为“江苏省”，取安庆、徽州两府首字为“安徽”，人们习惯上依旧以“江南”称之。即使单纯从建制看，1368年至1667年，徽州与最发达城市南京、苏州、扬州等同属一地300年，三百年间经济文化交融发展，徽州属于江南成为常识。

（二）中概念的文化江南缘自于文化视角

南直隶所直辖的州府，文化相近、经济发达、人文相通，地域大致包括了浙江、上海、江苏、安徽各省市的一部分。徽商沿新安江顺流而下抵杭州，沿运河北上进入长江，扬州是明清之际经济最发达的城市，近人陈去病（1874—1933）在《五石脂》有言：“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，扬盖徽商殖民地也”，意思是徽州文人富商，建设了扬州且引领了文化时尚潮流，徽商对江南文化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，而徽州文化的厚重，则使江南文化圈更加享有盛誉。如浩如烟海的徽州典籍，徽州人著述进入正史的，明代有1198部、清代有1288部。如独领风骚的徽州流派，新安理学、徽州朴学、新安医学、新安画派、徽派建筑，等等。还有精美绝伦的徽州工艺，包括徽墨歙砚徽笔、徽派三雕、罗盘漆器、版画雕刻，等等。更有灿若群星的徽州人物，有文献为之立传者多达5399人。

（三）小概念的文化江南缘自于文学概念

以历代诗词、文人墨客为典型特征，这是一种超越了地域、且影响全国的优雅的区域文化，不过其地理范围较小，大体包括苏浙的太湖流域及沿岸、新安江（富春江钱塘江）流域和上海市的一部份。以建制而论，通常指苏州、松江、常州、镇江、杭州、嘉兴、湖州七个地区，有时加上江宁（南京），其文化地理表征为小桥流水人家，是诗情画意的江南水乡。文人笔下的江南，是韦庄的“春水碧如天，画船听雨眠”，是白居易的“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”，是杜牧的“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”，是苏轼的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”，文学中的江南，是如此诗情画意、清新美好。水是江南的灵魂，大运河沟通了新安江与长江两大水系，而新安江中游的富春江，以《富春山居图》闻名世界。上世纪三十年代，郁达夫到徽州，留下一首《屯溪夜泊》：“新安江水碧悠悠，两岸人家散若舟。几夜屯溪桥下梦，断肠春色似扬州”。

三、徽州文化在江南文化圈形成发展中的作用

（一）东向发展是徽州文化的历史传统

南宋定都杭州，政治经济中心随之南移，徽州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，凭借新安江黄金水道，商业贸易日渐繁荣。明初直辖南直隶，进一步打通了与长三角区域的联系。明清徽商崛起后，贾而好儒的徽商，重视文化投入，使徽州文化在各个领域都进入鼎盛时期，其时已与吴越文化、淮扬文化、金陵文化并驾齐驱，这些区域文化彼此间融合交流取长补短，为江南文化拓展了空间、增加了内涵⑥。近三十年来，许多学者注意到区域文化之间的融合互动，如唐力行先生认为“区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，小可至一村、一镇、一县、一城，大可至一省或数省，以至一国、一洲。全面的空间，不仅是指区域之大小，或区域之相加整合，而且包含另一层意思，即区域社会是整体社会的细胞形式，认真解剖一个区域社会，可以获得整体社会的全信息”⑦，他对徽州与苏州这“两个江南小区域”的互动与社会变迁，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，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⑧。

（二）徽商的兴盛助力了江南文化圈的繁荣

据正史与笔记对照，可以肯定基本符合事实——徽商的财富，百分之九十用在外地的文化建设、城市建设、乡村建设。徽商所到之处，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，徽商能够带来城镇的繁荣。万历《扬州府志序》：“扬（扬州府），水国也，聚四方之民，新都（新安）最，关以西（陕西）、山右（陕西）次之”。万历《嘉定县志》：南翔镇“在县治南二十四里。往多徽商侨寓。百货填集，甲于诸镇”。罗店镇“在县治东一十八里，今徽商辏集，贸易之盛，几埒（lie,相同）南翔矣”。乾隆《杭州府志》：“湖州货物所萃处，其市以湖州名。犹今钱塘江滨徽商登岸之所，即谓之徽州塘也”。

历史上徽商对以扬州为代表的城市基础设施、文化设施建设的贡献，对苏杭为代表的狭义江南文化的贡献，都是非常突出的，有的存留至今，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⑨。徽州绩溪的徽商汪立政，在上海开设了“汪裕泰茶庄”，以义取利，生意兴隆，汪立政又在苏州等地开设多家分店。其子汪自新继承父业，于1929年在杭州西湖之畔，建成了依山傍水景观一流的“汪庄”，解放后，1959年改为西子宾馆，几年前杭州举行G20峰会，盛大宴会就在汪庄举办，汪氏祖孙三代成为当年上海茶叶大王。

在物质遗产之外，徽州对非物质遗产的贡献，同样值得一书。当年的扬州徽商，曾组织了乾隆年间的四大徽班进京，一时轰动天下，继而发展成国粹京剧，等等。徽州是历史上江南文化圈的建设者。

（三）徽州文化具有世界影响力

从学术角度看，徽州文化称之为徽学或徽州学，早在上世纪初就提出了这个概念。改革开放后，徽学研究成果显著，被誉为中国文化中可与藏学、敦煌学并列的中国三大显学。这三大显学各有特色：藏学以藏传佛教为典型特色，涵盖藏医药、藏民俗等特色特征。敦煌学以莫高窟壁画为典型特色，是中西文化在敦煌交流的产物，是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民族记忆。徽州文化则是以儒家传统文化为其典型特征。

四、江南文化圈可为长三角发展作出新贡献

（一）建设大黄山文化旅游圈

安徽省最近提出建设“大黄山”，其缘起为2021年9月的安徽省省长王清宪的一次深入调研，王省长认为，黄山市建设生态型国际化世界级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，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，谋划好现代服务业尤其是文化旅游业发展。2022年5月省政府制定了《推动“大黄山”国际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建设工作计划》，提出构建以黄山市为龙头，辐射带动池州、宣城、安庆三市的“月照三星、三星拱月”共同发展的新格局，强调立足全域旅游、激活徽州文化、做好文化创意。

就基础条件看，黄山市地处中国最富庶的长三角南翼门户，全市拥有12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，59处A级以上景区。最近长三角江南文化论坛在安徽举办，评选出第二批“最江南”长三角乡村文化传承创新典型案例，安徽15个入选，其中六个在黄山市。

（二）发挥徽州文化在文化旅游中的主导作用

黄山市是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核心，也是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的主体，这里是长三角休闲度假旅游的最佳首选地。灿若群星的徽州文化，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致标本。物质文化遗存方面，全市有271个国家级传统古村落，4700多处古民居，八千处历史文化遗存，百万件文书文献，数量均居全国前列、安徽首位。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看，全市有近200位国家级省级非遗大师，千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新安画派、新安医学、徽派建筑、徽州四雕影响至今。可以发展观光旅游、研学旅游、红色旅游、休闲旅游、度假旅游等等。现在教育部要求“双减”，为研学旅游腾出了时间，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，徽州是先生的故乡，而江苏、浙江、上海，都是先生当年奋斗的地方，黄山市与江浙沪已建立了山海行知路研学旅游联盟。

（三）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文化社会一体化发展

文化是软实力，建设大黄山，潜力在长三角，必须加强与长三角区域文化旅游的多层次交流，把大黄山建设与长三角一体化深度融合，就可以借用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才、技术、资金，也可以吸引更多的旅游、研学、会议客源。当前需要政府与民间共同努力，搭建多层次多渠道沟通交流平台。2020年，黄山市中华职教社进行了尝试——牵头组建联席会议制度，全称是“长三角区域中华职教社基层组织暨社员单位联席会议”，迄今已在黄山、上海、南京举办三次会议，第四次即将于今年五月在杭州举行。这是全国中华职教社系统的一个创新，得到了中华职教社总社的肯定。

近年来，黄山市提出打造“五个之城”，即山水人文之城、创意创新之城、开放枢纽之城、青春活力之城、美丽幸福之城，建设生态型国际化世界级旅游休闲目的地，2022年呼应外交部一系列会议在屯溪举行，响亮提出打造“国际会客厅”，确实，黄山不仅是一座山，也是一座城，还是青山绿水间一个个洋溢着徽州气息的传统古村落，文化、生态、自然、旅游相互叠加，正迎来大有可为新阶段。本文特别节录陶行知先生1927年《徽州人的新使命——给徽州同乡的公开信》作为结束语，我们相信先生当年的愿望，一定可以在一代代徽州人的接续努力中得到实现！

我们徽州，山水灵秀、气候温和，人民向来安居乐业，真可谓之世外桃源。察看他的背景，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和他相类，这个地方就是瑞士。……将来的新徽州很欢迎大家来登黄山，游练水，凭吊朱晦庵、戴东原。……我们千万不要辜负“新安大好山水”，我们要把我们一个个的小生命捧出来造成徽州的伟大的新生命。⑩

参考文献

①《阅读徽州》（精华版），阅读徽州编写组。合肥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，2017年10月第一版。

②《中国十大商帮》，张海鹏、张海瀛主编，合肥，黄山书社，1993年11月第一版。

③《扬州画舫录》（历代史料笔记丛刊），清﹒李斗撰，汪北平、涂雨公点校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60年4月第一版，1997年12月第二次印刷。

④《徽州古书院》（中国文化遗珍﹒徽州卷），陈瑞、方英著，沈阳，辽宁人民出版社，2002年9月第一版。

⑤《徽州地区简志》，徽州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，合肥，黄山书社，1989年2月第一版。

⑥《徽学文库》（第二辑），周晓光主编，合肥，安徽大学出版社，2020年9月第一版。

⑦唐力行：《从区域史研究走向区域比较研究》，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》，2008年1月，第37卷第1期。

⑧唐力行：《苏州与徽州——16—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》，北京，商务印书馆，2007年。

⑨《歙县志》，歙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。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95年7月第一版。

⑩《陶行知与徽州》，凌文、程净主编，北京，光明日报出版社，2021年10月第一版

[1] 张俊杰：男，1954-，安徽歙县人。工作单位：安徽省黄山市政协委员会，现任黄山学院客座教授、黄山市中华职教社主任。曾任黄山市政协副主席、安徽省政协常委。研究方向：徽州文化。